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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之“魂”的附“体”与新生
发布日期:2015-11-1

 

    今年5、6月间,香港浸会大学举行了一个名为“当代语境下的儒耶对谈:思想与实践”的学术会议。与会的大陆和台港儒学研究学者不少,但对儒学的现状和前景,却弥漫着一种缺乏底气的、悲观的情绪,以至于有基督教学者公开提出质疑:你们所谓儒学,观点论域不一,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稳定的观念和价值系统;现在讲对谈,我们实不知与谁(?!)来对谈。这个质疑,虽嫌尖刻,却颇切中要害。但据我个人近年来对儒学发展状况的观察,觉得对儒学的未来,应持一种适度乐观的态度。我在大会的闭幕会上就此做了一点回应:主要是提请大家注意近四、五年来大陆儒学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个重要动向——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并对之加以反思。
  的确,现代以来,由于太过长期的“革命”、充斥整个社会的反传统思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生活样式的历史连续性发生断裂,儒学既失其制度性依托,亦逐渐失去了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在学术层面上,现代的儒学研究乃退居学院化一端,被纳入现代西方的学术规范和思想框架。这样,作为中国文化学术之整合基础和人伦敦化之超越性本原的传统儒学,乃转而成为现代学术分科中之一“科”,成为一种无关乎社会生活的“理论”和析出于历史连续性之外的“知识”,使之难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一个活的文化生命动力。儒学似乎失去了它在现代社会的立身之所。有学者把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存在状况形象地比喻为博物馆之陈列品①,或无体之“游魂”②,这似乎并不为过。
  但是,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近几年,中国大陆儒学的状况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民间儒学、学术的兴起与快速发展。各地种种民间性的儒学和学术组织,如书院、精舍、学堂、学塾、学会、讲堂等纷纷恢复或建立;各类民间性学术文化活动,诸如读经、会讲、讲学、读书会、沙龙、法会等,亦日趋活跃,中国的民间儒学和学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已渐有复兴和蔚成风气之趋势。从更深一层来看,这种状况乃表现了一种民众文化意识的转变和觉醒。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反传统意义上的“热”,就连一般具有自由意识的知识精英,也难以摆脱当时政治现实和流行思潮的束缚,而将中国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儒学和历史传统。90年代的儒学热,其实亦只是少数学院知识分子所关注和讨论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以来的儒学和文化热,却不仅限于学院学者和学术研究,同时亦根于民间,逐渐深入民众意识。这两年大陆出现了一些在大众中受到普遍认可、具有轰动性效应的“学术明星”。所谓“于丹现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每一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明星”,在这个意义上,“明星”乃标志一个时代的价值和精神企向。战争年代的明星是“英雄”,“文革”时代的明星是“造反派”。在我们这个穷奢极欲和消费至上的时代,为大众所广泛认可的儒学和学术明星的出现,正表现了社会民众之儒学和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的觉醒。
  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其意义并不限于一般民众生活,它也在推动着学院儒学的转变。民间的儒学和学术,其特点是自由的选择,自由的讲学、自由的思考,总之,体现着一种自由的精神。正因其起于民间,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故更具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学院儒学和学术,亦可以说已经开始逐渐民间化,并已具有了相当的民间性。学院儒学和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其诠释的原则已经由一元趋于多元。这为学者的自由选择提供了条件,使其研究工作可以与自己的志趣,乃至价值的认同逐渐达致合一。知行合一,本是儒学和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根本精神。在这种情势下,学者已逐渐有可能秉承传统“为己之学”之宗旨,无所依傍,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这将使学院的儒学和学术渐具教化之功能,亦具有了切合于一般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可能性。考虑到大学招生的历年扩大,现在约近半数的青年人要从各类高校毕业走向社会,学院儒学的教化作用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譬喻,这是否意味着,儒学可能有机会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借尸还魂”,而不再做无体之“游魂”了呢?
  对中国当前儒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我的评估是:有喜有忧,而喜大于忧。
  《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从历史来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的教化理念,既植根于社会人伦和民众日常生活,又能以其超越性的价值理念对之加以诠释、点化和提升,二者之间总保持一种有活力的互动张力关系。这是儒学能够持续地保有其活的文化灵魂和生命原创力的原因所在。因此,重建儒学与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内在联系,乃是儒学未来获得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近年来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以及民众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的觉醒,已逐步为此建立起一个现实的基础。此吾人所可以为之“喜”者。
  “历史性”与“当代性”,乃是文化自身之共属一体的两个方面。由乎其历史性,文化乃葆有其民族的个性和其原创性的动力;由乎其当代性的建构,文化乃具有其当下生命的活力和因应现实及其持续展开的普世性价值。就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而言,不同时代各有自己时代的儒学。这本身就显示了文化之历史性与其当代性的统一性。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之所以能够与民众生活密切关联而具有普世性的教化作用,这是其根本所在,而不仅仅因儒学的政治制度化使然。学者们已普遍意识到,在现代的儒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一种理论诠释原则(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理论原则)与历史传统相互外在的状况,这不仅导致了现代儒学研究之“历史性”的缺失,同时亦使我们未能真正建立起当代形态的儒学系统。由于缺乏独立的社会生活空间,我国民间儒学和学术长期付诸阙如。近年来,民间儒学和学术迅速兴起,面对这种情势,我们却突然发现,我们的研究与之相距甚远,难于切合和因应。在我们为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感到鼓舞的同时,也应看到,时下民间传统也表现出一种沉沦和堕落的趋向,如民间宗教常常流于荒诞迷信和巫蛊小道,传统宗族亲亲关系在很多地方衍生为族长专制势力等等。中国传统儒学对包括祭祀、卜筮、神灵崇拜等民间宗教并不排斥,而是采取“神道设教”的方式,以“察乎天地”的“君子之文”,对百姓生活之“神”加以澄汰、点化和提升,而赋予其超越性的精神意义③。这一点在当代中国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般社会民众生活和民间宗教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迷信巫化的倾向,需要有合宜的礼仪礼俗形式,以及与之相切合的形上理念系统对之加以教化和提升,方不至趋于腐化和巫蛊化,由之保持其健康的发展。未能建立起与民众社会生活相切合的、具有当代性意义的教化理念和价值系统,这是目前社会生活趋于沉沦和堕落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吾人所当以为“忧”者。
  因此,逐步建构起能够与社会和民众精神生活相切合的儒学现代形态,应是当前儒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且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从精神层面而言,当前学院的儒学研究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民间性”,这是其能够再度获致其生命原创力的一个前提。但要注意的是,这个“民间性”,是指它摆脱外在的意识形态束缚,而真正表现出价值上的自由选择,学术上的自由思考、自由讲学这种自由的精神,从而真正属于社会,关乎世道人心而言,并非要从现实上使之成为民间的书院。从现实层面而言,学院的儒学研究与民间的儒学和学术仍是有区别的。在现代分工的条件下,学院儒学在学术力量和资源的掌握上,无疑都处于主导和优势的地位。因此,学院儒学理应成为儒学和中国文化当代形态理论建构的核心力量,学院儒学应承担起这份历史的责任和使命。
  学院儒学要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和使命,就需要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简单说来,现代儒学研究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切合民众生活和世道人心,乃由于其“历史性”的缺失;这“历史性”的缺失,则由于儒学本体的未能重建和挺立。
  就应对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冲击而言,现代儒学所面临的处境颇与宋明儒学相似。毫无疑问,宋明儒学受到佛学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所产生的结果,是儒学作为心性义理之学之形上本体的重建,而非一些学者所谓的“阳儒阴释”。宋明儒学虽以心性义理之学的建构为要务,然其学说的根本,实在于世道人心之教化与人伦秩序之安顿,而非专主于空谈性命。宋儒秉持“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④的信念,坚信儒学的外王和教化,不能建基于释老的性命之理。故其心性义理之学,旨在应对释老对儒家传统价值理念的冲击,以重建圣学教化和外王事业之形上学的基础。余英时先生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对此已有充分的说明⑤。自上世纪初叶起,儒学既面临学术现代转型的问题,其社会生活的基础亦逐渐遭致削弱。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标志着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研究初步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此一转型,实势所必然。它对于实现儒学及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西方哲学、学术思想在现代学术层面上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讲,这一转型并未实现建基于儒学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新的诠释原则的生成及其文化主体性的现代重构,而是依据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对之做外在的规划。就儒学而言,这一转型实质上已使其性质发生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阳儒阴西”的嬗变。这与宋明儒学所受佛学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标志着社会精神生活之历史记忆和文化主体意识的逐渐复苏,同时,也愈益凸显出这种“阳儒阴西”型儒学对社会和民众精神生活的不相干性。
  从历史上看,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巨擘——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等,其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乃皆经数百年之文化积累孕育而成者。现代形态的儒学建构,亦需要长时期的人文积累和孕育。而长期以采理论诠释原则与历史传统的相互外在,造成了我们的儒学研究在思想学术上人文积累的缺失和思想原创力的不足。近年来,与民间儒学和学术的渐趋活跃相呼应,学院儒学也在悄然发生着一种学术上的转向。儒学学者民族和文化关怀的意识增强,儒学哲理系统所蕴涵的教化或宗教性义涵受到关注。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一批青年儒学学者在学术上逐渐成熟,这一代学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国力渐强和文化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因而具有对历史传统强烈的认同感,思想上较少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其学术训练系统,外语功底扎实,对中西学术能够融会贯通。他们的研究较之前一代学者,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历史眼光和创造精神。他们的加入,已逐渐使儒学的研究由单向度的西方哲学和思想学术标准,转向对儒学自身学术思想独特性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揭示。这对于儒学现代形态的重建所需的人文积累和孕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据我的观察,近年来青年学者的儒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诠释视角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注重概念范畴的分类辨析,转向由问题的考察切入儒学的历史传统。此点看似简单,但关系重大。概念范畴的分类辨析,是注重在外部对儒学做抽离于其历史和精神传统的理论分析,而问题的考察则着眼于揭示问题在原有历史序列中的意义,其方式表现为回归儒学大传统之整体性的意义重构。我们手头这部田智忠博士所著《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就是在这个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一部儒学研究著作。
  一个时代的思想建构,首先表现为一些核心话题的孕育和凝练。“曾点气象”之形成为宋代儒学的流行话语之一,亦有着某种历史和思想的必然性。宋明儒有关“曾点气象”的讨论和思想的历史性展开,其中各种复杂观点的交错与交锋,徘徊于所谓“敬畏与洒落”之两极互通的张力关系中。这表现出宋儒凸显道德心性和超越境界而又拒斥佛老,以达儒学心性本体和形上学重建的精神追求。朱子的“曾点气象”论,既有对曾点得见天理流行之悠然“胸次”的褒扬,亦有对片面强调和乐而易流于释老蹈空蹈虚之弊的警觉与排拒,在其一身之中,已表现出上述思想的复杂性,而这同时也折射出有宋一代儒学应对释老,实现其“当代性”重建的时代课题。因此,“曾点气象”论,看似一小问题,但却具有贯穿、透视并切中整个时代精神,并由此上接儒学大传统的重要意义。本书通过对朱子“曾点气象”论的形成发展过程的细致考察,揭示了“曾点气象”成为理学流行话语的思想与历史必然性。作者将“曾点气象”的研究范围从《论语集注》扩展到朱子全部文本做全面系统的分疏,由《论语集注》稿本的发展及相关书信的考辨,对朱子的“曾点气象”论做历史性的分析;并由此契入,直探朱子思想中有无、虚实、本体、功夫、境界等重要哲学范畴,将之聚焦于一点加以透视,重新赋予了哲学概念的研究以历史的连续和文化生命的意义。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和突出的问题意识,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在该书中,作者给自己的研究提出的一个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就是希望能够从认识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朱子出发,来思考朱子本人所关注、所思考的问题,进而引出朱子所思及其所提出的答案、对策对于现代儒学重建所能带来的启示。作者指出,对朱子的研究首先涉及到对朱子的定位问题。作者认同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认为应该把朱子看作一位具有坚定儒学信仰,以重建社会道德秩序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而非纯粹以构建知识化的理论体系为归宿的思辨哲学家。作者强调,单纯从概念范畴分类辨析的角度来研究朱子,就很容易导致对其理解的片面化,乃至于使我们的朱子思想研究有脱离儒学发展大传统的危险。当然,作者这样说,并不是完全排斥对传统的哲学化解读,而是意在强调我们应该透过古人对道德心性诸概念的辨析,契会其所思考的问题之内在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而把握其思想的活的生命精神,强调我们对朱子的理解,应该有一个从知识化到生活化的转变。因此,研究的重心应在问题而非范畴,或者说,应由问题而透视范畴,而不是相反。在这里,所谓问题不是细节末节的问题,而是围绕儒学主题而展开的“关键”问题、整体性问题,是朱子本人终身都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紧紧关联着朱子的现实生活,也是大多数对儒学抱有坚定信仰的儒者都在思考的问题。由此,我们的研究才能切中儒学的根本,切中儒学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日新而又恒久的精神。应该说,该书在方法论的自觉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基于此,该书在对朱子著述的文本诠释上,亦颇能避免外在解释、隔靴搔痒之病,而较能给予同情的了解。其在文献的考辨、资料的梳理和有关朱子道德心性、境界、工夫、教化等理论的诠释上,都能提出新解,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时代。一个民族的复兴有其因缘时会,现代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力上的逐渐强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基础和契机。但民族复兴的内在灵魂乃是文化的复兴。目前,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民众传统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既逐渐为儒学和中国文化凝聚着其还“魂”之“体”,亦在呼唤着一个儒学和中国文化现代形态的孕育成型。从历史上看,一个时代文化和学术新形态的创造,需经长时期的积累、凝聚和孕育乃能竟其功。近年学院儒学和学术的民间化转向,和由新一代学人所代表的新的诠释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化,已使学院的儒学和学术研究逐渐找到了它契会传统的历史切合点。这亦使现代形态儒学和学术建构所需之人文积累和孕育,成为可能并加速其进行。学院儒学的学术理论创造和民众生活之文化认同意识的复苏与孕育,二者合力并功,相持而长,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似已可期之于不太遥远的将来。这是我对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未来秉持着一种乐观态度的依据所在。
 
  【注释】
  ①这是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对儒学在现代中国状况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儒学已成“博物馆”中的存在,正因为它已退出了历史,不足以影响现实生活,因而才得以被“收藏”。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三卷第二部分和“结束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游魂”说是余英时先生关于现代儒学的困境的一个形象说法。参见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载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3~58页。
  ③《易·观·彖传》:“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荀子·天论》:“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神道设教”,是对民间宗教信仰的因任;但因任非放任,故须导之以“君子之文”,以使其具有超越性的精神价值。这是儒家对社会民众生活行其教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④《周易程氏传序》,载《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9页。
  ⑤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下篇第八章第一、二节,三联书店2004年版。

 

 

(来源: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6期  作者:李景林  编辑: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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